近期，人民银行联合银保监会、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证监会和乡村振兴局向陕西省人民政府印发《陕西省铜川市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联合银保监会、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证监会和乡村振兴局向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浙江省丽水市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向四川省人民政府印发《四川省成都市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
长期以来，普惠金融工作要解决的都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从助力脱贫攻坚到支持乡村振兴，从满足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到新时期更广大老百姓的新金融服务需求，普惠金融要挑战的是同时实现“普及”“优惠”和“低风险”三项目标。而中国也在多年探索下走出了一条有效的普惠金融之路。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普惠金融。年，经党中央同意，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年）》，该规划成为我国首个国家普惠金融发展规划。金融部门和社会各方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探索经验、总结规律、指导实践，推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十四五”规划继续强调要“增强金融普惠性”。“普惠”成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金融发展的基本导向之一。
10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取得了哪些成绩？本次获批的三地方案各自有哪些特色，又有什么共通之处？对于下一步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业内人士又有哪些期待？围绕这些问题，《金融时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及一线的金融工作者。
十年探索普惠金融质效不断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普惠金融体系不断完善，金融服务普惠性持续增强，助力小微企业、“三农”领域、脱贫攻坚等取得积极进展，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整体来看，我国金融可得性、使用率和服务质量均有大幅度提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莫秀根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莫秀根谈到，当前，村一级的金融服务覆盖率达到99%，加上数字化移动终端的金融服务，我国基本上实现了最基本的支付和储蓄服务的全覆盖。在信贷可得性方面也有大幅度的提高，尤其是信贷服务的数字化，使成本明显降低，审批时间明显缩短，便捷性明显提高，用户体验明显改善。而从小微企业角度看，基于数字技术建立的信用信息系统平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提高了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的可得性，信用贷款占比不断增加。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张伟认为，目前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状况总体良好。“自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公益性小额信贷以来，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发展经历了萌芽期、发育期、成熟期和创新期四个阶段。”他表示，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普惠金融的参与主体几乎涉及所有类型的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
而从实际表现看，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应用，使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得到了持续改善，金融服务质量也在不断提升。
一组数据印证了上述观点。在增量方面，金融服务“空白地带”正逐渐减少。年末，全国银行业普惠金融服务支持小微经营主体万户，同比增长35%，增速比上年末提高15.6个百分点；截至年2月末，有贷款余额户数达到.58万户。在提质方面，着力拓展小微企业的“首贷户”。年第一季度，全国新增小微“首贷户”17.8万户，首贷金额.8亿元。
在推进普惠金融工作的过程中，不少普惠金融业务模式逐步优化。中国银行研究院博士后李晔林表示，当前，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是普惠金融的主力军，规模化推进模式取得显著成绩；而中小银行地区市场聚焦模式发展效率提升，继续深耕细分市场，通过推出与特定地域和目标客户群体相适应的产品和服务，切实提高普惠金融业务的开展效率。
李晔林举例介绍说，佛山农商行通过建立独有的小微企业贷前评估标准并推出差异化产品体系，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在传统农业地区，普惠金融的重点是扶持农户，服务县域经济发展，中原银行就依托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创新发展“兰考普惠授信”模式，金融扶贫取得显著成效。
数字普惠助力解决信息不对称和高成本压力
尽管各地、各行均根据自身情况寻找普惠金融差异化的发展模式，但一个几乎绕不开的方案是“数字化转型”。
在张伟看来，为了破解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人群贷款难题，金融机构必须进行数字化转型。“为了触达小微企业，开展业务必须从线下转到线上，或者线上线下相结合，才有条件将面向小微企业的金融业务模式由零售转为批发。”他解释说。
此外，在传统信贷模式下，小微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存在极端的不确定性，且小微企业的贷款规模往往较小，存在规模不经济的问题，有赖于运用线上化、数据化和智能化解决问题。
“数字技术的应用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智能化”，这被视为普惠金融工作最重要的成绩之一。莫秀根认为，数字平台建设拓展了金融服务的半径，使金融服务以较低的成本触达边远农村地区，同时政府搭建的数字平台聚集了大量的公共数据，发挥了公共数据的生产要素功能。虽然此次获批开展普惠金融试验区的三个地方的经济环境、金融发展阶段、基础设施状况有所不同，但都是以数字化金融服务为基础进行改革创新。
三地方案中强调“错位发展、各具特色”。例如，丽水市经济数字化程度比较高、生态环境资源比较丰富，经过十几年的金融改革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普惠金融经验。未来应该往普惠金融的数字化、智能化服务方向发力。而成都市包含了乡村和城市两个区域，支持高效的农业生产模式和乡村小微企业的发展、支持城乡融合发展、支持新市民改善生产生活，应该成为成都的重点改革领域。铜川具有比较丰富的农业和环境资源，可以围绕包括相关物流、加工等为主的农村小微企业等新兴农业生产主体开展综合金融服务。
采访中，多个探索普惠金融的一线工作者也纷纷介绍了数字普惠发挥的重要作用。例如，丽水就是数字普惠的积极实践者。人行丽水市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阮建明介绍说，当地以规范高效为基础，建立了高质量的信息管理体系，开发了全国首个集个人和企业于一体的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发布了全国首个农村信用信息建设市级地方标准。
“我们以精准画像为目标，建立多层次的信用评价体系。以普惠发展为导向，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产品体系，创新区域特色的抵押和担保方式，完善农村信用体系的增信机制，打造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信用通道。”阮建明表示。
攻坚数据治理细化普惠金融服务
尽管数字化转型成为大势所趋，但仍面临不少挑战。张伟认为，数字技术本身还有不成熟的地方，加大了金融机构应用数字技术的风险，同时也会加大成本。
此外，制度、合规等问题也制约着数字技术的应用。“当前数字普惠金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数据治理问题。”莫秀根表示，表面上看，数据可得性表现为数字鸿沟、数据质量、数据的真实性、数据颗粒度、实时性等问题，而最底层最根本的问题是数据治理问题。
这也是近几年来多项政策法规的重要
在实践中，一线金融工作者也体会到了更具体的“落地难”问题。阮建明告诉记者，当前科技金融快速发展与“数字鸿沟”矛盾依然突出。对于一些产业分散、文化水平相对薄弱的农村地区，如何弥合“数字鸿沟”，让更多“三农”群体充分享受金融科技守正创新发展成果，是金融支持“三农”发展的关键。
建设银行宁波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文志军坦言，当前信用体系建设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特别是“三农”领域的普惠金融触达受限于信用体系建设。“当前基础数据采集难，农村地区信息化建设相对滞后。”他建议，推进金融机构高度
此外，即便收集到了数据，也需要进一步细化工作，善用数据。文志军告诉记者，农业产业细分明显，不同农作物的生产周期、投入成本、销售情况大不相同。“可以说一种农作物即一个产业链，这对普惠金融服务在普适性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个性化要求。”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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